近２０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与地质矿产界人士，就探讨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来源问题做了不少工作。虽然此项工作开展的还不够全面也不够系统，但是从现在取得的某些成果看，已充分显示出它对研究中国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目前，探讨古玉及玉料来源，已成为研究中国玉文化的重要课题。
   
　　红山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过去曾认为红山文化玉器的玉质大部分为蛇纹石玉，经过闻广教授等的测定，大部分为闪石玉，只有个别的蛇纹石玉，此外尚有绿松石等。闻广教授还提到辽宁宽甸出有闪石玉，可资探考。据辽宁省本溪市乾熙玉器有限公司董事长邱晓辉先生最新调查资料，对笔者说：“宽甸不产闪石玉。”同时说：“发现三星他拉龙原料的新产地。”

　　２００１年春，北京大学地质系王时麒教授等在承担了辽宁岫岩县所产闪石玉的系统研究之后，对红山文化遗址出土的古玉器进行了实地考察和实物论证。通过走访观察文物部门馆藏红山文化玉器特征，就其玉质、颜色、透明度、矿物组成、玉的结构、物理性质、化学成分等，与新疆和田玉和岫岩闪石玉进行对比得出结论：“红山文化闪石玉玉料，与新疆和田玉对不上号，主要来源于岫岩满族自治县，说明玉料“就近取材”的观点是正确的。”①笔者认为“就近取材”应为“就近地区取材”更好。

　　孙守道先生就玉料来源问题指出：“红山玉器主要原料若真来自岫岩一带，则红文化中心地在辽西之西北，岫岩玉产地却在辽东之东南，两地千里，隔山又隔水，中经多少不同的氏族与部落集团，……这便可能意味着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的存在，从而促成社会第三次大分工，而不只是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化了。”②

　　孙守道先生认为，根据辽宁查海与内蒙古兴隆洼出土玉器已表现出早期用玉的普遍性。查海总计出土了５０多件玉器，科学检测９件均为闪石玉，“是目前所知全国乃至全世界最早的真玉器”。③从地理位置上和时间上看，笔者推测其玉料来源是否也有来自岫岩地区的可能性。   
　　良渚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中国地质科学院闻广研究员，对良渚文化玉器的玉质做过不少鉴定和研究。闻先生指出：“良诸文化所用特征玉料，是具有斑杂构造的软玉，其中的‘晶体’与基质一样均已软玉化，仅只保留接触变质作用生成的晶体外形而已，反映了生成轨迹。”④

　　２０００年８月，台湾地球科学研究所黄怡祯先生与台湾大学地质科学研究所钱宪和先生等，在南京贺云翔、汪遵国先生等的配合下，对宜兴地区、南京丁沙地一些良渚文化玉器及玉器残片，作了观察鉴定及分析，同一般所见的良渚文化的玉器玉质相似，“与和阗玉料的玉质相比不相同，和阗玉由粉晶组成，质不纯，常见杂质。”通过拉曼光谱分析与研究后“发现古玉器物白化部分及原来的玉料或新鲜部分组成都是一样的。”⑤早在１９９２年口头讨论时，“闻广以为梅岭玉为良诸玉来源之一。良渚玉所含Ｎａ２０及Ｋ２０之和，如果大于０．８０，可以考虑来源为小梅岭。”⑥

　　上海市文管会曾从福泉出土的６１３件良诸文化玉器中，选出２５件玉器样品，邀请中国地科院闻广、荆志纯二位先生，作了红外光谱、Ｘ射线粉晶照相和电镜扫描分析测试，其中有１４件为闪石玉（其他有蛇纹石玉及滑玉、玉髓、萤石等）。闻广先生认为：“良诸文化闪石玉与菘泽文化闪石玉一样，推断其为“就近取材”，主要应来自“镁质大理岩软玉。江苏溧阳小梅岭闪石玉产于中生代燕山期花岗岩与下二叠纪棲霞组镁质大理岩接触带，并希望以小梅岭为基础，找出更多的闪石玉产地，以查明江南史前古玉原料的具体来源。”⑦

    凌家滩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凌家滩是中国史前（距今约５３００年）玉文化发展与制作中心之一，比同时代其它玉文化中心来得先进。玉器质地的种类极多，主要有闪石玉、蛇纹石玉、石英、玛瑙、玉髓、绿松石、煤精等。

　　近期，台湾大学林洒滨、陈正宏及钱宪和先生和周述蓉女士等对其中的闪石玉作了矿物学的研究。“从玉质所显示的沉积层纹（变余沉积构造），因玉质不均匀而呈现之斑晶，及玉质均匀造成的均匀白化等特征来看，凌家滩古玉之玉质与余杭地区、宜兴地区、上海青浦地区良渚的一些玉器的玉质有相似的地方。”⑧

　　关于凌家滩闪石玉玉料来源问题，目前还处于推论阶段，“凌家滩山区的玉料经分析为蛇纹石化的石灰岩及叶蛇纹石夹滑石。从这结果看来，凌家滩北方山区地带确有产玉的条件，凌家滩玉料应该是来自本地。”⑧

　　仰韶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仰韶文化是分布在黄河中游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距今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的一种考古文化，自１９２１年瑞典学者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以来，考古遗址已达１０００多处，经科学发掘的只有十几处，除个别遗址出土个别玉器（南阳黄山独山玉玉铲、高塘村双孔玉钺、淅川下王岗绿松石耳坠及项饰、郑州大河村玉璜玉环、洛阳锉李及偃师玉璜、济源长泉玉璧、南召二郎岗玉璜玉坠等）外，出土较多的要属陕西省南郑县龙岗寺遗址，共出土随葬玉器２６件。这２６件玉器分藏在龙岗寺文管所、陕西历史博物馆和陕西考古所３个单位，尚未进行统一鉴定，仅有陕西考古所藏的３件玉铲和１件玉刀，由西安地院珠宝研究室王珰荣女士和王崇礼先生进行了鉴定。鉴定结果，除１件玉铲是蛇纹石玉外，其他３件均为闪石玉。

　　玉料来源问题，陕西省考古所魏京武先生认为：“直至目前汉中盆地及其附近尚未发现玉矿”，因此“可以推测龙岗寺遗址出土的玉器原料产地很可能是四川汶川。”但是另据一些玉器研究专家观察，特别对乳白色玉铲的观察，认为很可能是新疆和阗玉。魏先生最后认为：“龙岗寺遗址这批玉器的原料产地大部分出自较近的四川汶川，也不排除个别玉料出自几千公里以外的和阗。”⑨仰韶文化闪石玉玉料究竟有无来自新疆的和阗玉，一直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２００３年９月至２００４年３月，河南南阳师范学院中华玉文化研究中心江富建教授等科研人员对南阳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勘察，在１８处文化遗址发现有很多独山玉制品。２００４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６日，由考古专家和地质矿物专家（杨伯达、吴国忠、栾秉璈、赵春青、杨焕成、许顺湛、杨育彬、曹桂岑等）联合对该中心《中国南阳独山玉文化阶段性研究成果》于南阳师范学院进行了评审。

　　南阳地区１８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玉器器形以铲、斧、凿等生产工具为主，玉质绝大多数为当地独山所产的独山玉（专家此次先认定了３１件），亦见火山玻璃、燧石、大理石、石英质玉等（各１件）。时代最早为仰韶文化早期，延续到屈家岭文化。专家认为：“新石器时代的南阳已具有普遍采用独山玉料打制或磨制玉器的条件；采取就独山取材的办法，解决玉器材料的来源；……黄山遗址（距产玉的独山仅有５公里）可能是一处黄河流域与江汉平原间较大的独山玉的加工场；南阳有悠久的用玉、制玉历史；独山玉在中国玉文化研究中占有独特的地位。”
　　齐家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闻广先生指出：“大陆史前玉器文化，目前已知有３个时间上既有先后又有部分重叠的发展高峰。第一个是东北辽河的红山文化，第二个是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第三个是西北黄河上中游的齐家·龙山文化，后者部分已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同时指出：“西北齐家·龙山文化所用特征原料，是具有沉积构造（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软玉，即保存了原岩沉积形成的构造，其中最常见的是布丁石（ｐｕｄｄｉｎｇｓｔｏｎｅ）构造。”⑩

　　近期，台湾大学地科所周述蓉女士、钱宪和先生等以及台湾博物馆方建能、大汉技术学院余炳盛先生等对齐家文化石器的玉质、次生变化等做了研究，发现“齐家文化玉器总体来说玉质种类较多，变化较复杂，但一般较佳的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特征是质地致密、均匀，玉料有极细腻的组织，其精品几乎都是均匀的微晶质或粉晶质玉材。” 玉质有青白玉、青玉、墨玉等，玉质表面发生次生变化后，显出多样的“沉积构造”以及结核状团块、球粒状和角砾状碎屑构造。常见的次生变化为黑化、褐化和白化。周女士等对其次生变化特征和缘由做了深入研究。周女士等认为：“齐家文化玉器是指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与渭河流域的交汇处，黄河上游及其支流渭河上游、洮河中游和湟水中下游地区密集地带，包括青海省的东部、甘肃省的中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距今４２００－３８００年间的玉器。……器物来自各方，从器的玉质来看，玉料也是来自邻近不同地区，玉器的形制也有北方红山、山东中原龙山，甚至南方良渚玉器的影子。”笔者认为，既然有人认为仰韶文化闪石玉有来自新疆者，那么齐家文化包括龙山文化的闪石玉是否也有来自新疆者，应引起专家学者重视。

　　石家河文化闪石玉及其玉料来源

　　石家河文化属湖北龙山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区，玉器主要发现于石家河文化晚期，时代可以肯定的主要有湖北钟祥（１９８１）、天门肖家屋脊（１９８８－１９８９）和江陵枣林岗（１９９１）等几处，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的碳１４年代大致在距今４６００－４０００年间。

　　北京大学考古系吴小红、赵朝洪等选择了肖家屋脊遗址５块玉料进行了科学鉴定，特别是采用ＴＩＭＳ（热电离质谱）技术进行了铅同位素的测定。由于一些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化学分析效果不理想，但笔者认为从微量元素分析中发现有Ｃｒ、Ｃｏ、Ｎｉ看，闪石玉不可能来自新疆和阗，因为和阗玉不含这三种元素。不过吴、赵二位指出：“可以说很多种因素都会导致微量元素组成和含量的变化，不仅仅是产地因素。可以说利用微量元素来判断产源是一种不现实的方法。”

　　由于“铅同位素比值原则上只受地质因素的影响，而基本上不受后期其他变化的影响，可以说它的抗干扰性是很强的。用铅同位素方法来研究玉器的产源较之微量元素方法应该是比较有效的。” 铅同位素比值研究结果，基本排除肖家屋脊闪石玉料来源于岫岩，反而同独山玉的铅同位素归在了一起。古时独山玉是否有闪石玉，须持证明。总之，目前关于石家河晚期闪石玉的来源问题，尚无定论。

　　在此顺便提一下，龙山文化包括山东龙山文化（取代大汶口文化）、河南龙山文化（距今４６００－４１００年）、湖北龙山文化（即石家河文化，取代屈家岭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它们应和齐家文化玉器一起进行玉质及其玉料来源的综合研究。

　　问题和认识

　　１．用岩石矿物学的方法鉴定和研究玉质
    山西大学孔德安先生在《中国古代玉器起源初谈》中指出：“界定玉的性质，是讨论玉器起源的基础。” 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文物出版社楼宇栋先生转告笔者说：“出版考古报告，要求鉴定玉器的玉质。”因为它牵涉到石器和玉器界定的大问题。为了避开古玉概念的学术争议，采用矿物岩石学的名称（例如闪石玉和蛇纹石玉的概念）及其现代科技手段，来鉴定和研究古玉质的方法，行之有效，而且并未同古玉有关其他概念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２．以研究闪石玉为主兼顾其他玉料来源
    中国史前出土玉器很多。安徽省文物局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指出：“史前玉器总量应不少于２０万件。” 其玉质按矿物岩石学的概念归纳有闪石玉、蛇纹石玉以及绿松石、玛瑙、玉髓、萤石、煤精、石英岩、大理石等，个别有孔雀石等，至于那些致密的玄武岩、硅质板岩等古人是否也有视其为玉者，则另当别论。虽然史前古人使用玉材不像今天这样规范，但主要还是闪石玉、蛇纹石玉、玛瑙和绿松石最为突出。目前主攻闪石玉的方向，无可非议，但其他玉料的来源也应引起重视。笔者曾对史前出土的绿松石初步研究发现，绿松石由西向东传播，而且北方先民比南方先民更喜爱绿松石。新疆哈密戈壁滩里发现的古绿松石矿山，已引起考古界和地质界的重视。

    ３．史前新疆和阗玉何时进入中原的问题
　　杨伯达先生在《古玉史论》中指出：“和阗玉东移早于距今６０００年以前的情况，没有掌握任何资料。” 提出６０００年前，主要依据是有人认为，仰韶文化玉器玉料有来自新疆者，但从上述测试和研究资料看，史前新疆和阗玉是否进入内地，依然是一个悬案。新疆唐延龄等通过化学分析指出新疆和阗玉化学成分中ＦｅＯ小于２％，碧玉大于２％；微量元素有Ｂｉ、Ｂｅ、Ｃｕ、Ｓｎ、Ｐｂ、Ｚｎ、Ｍｎ等，而Ｃｒ、Ｎｉ、Ｃｏ、Ｔｉ等含量极微或不见，反映出和阗玉与蛇纹石型闪石玉的不同，引起了专家们的极大兴趣。杨伯达先生指出：“和阗玉在原始社会向东已沿着罗布庄、罗布淖尔和库车等南北两路经河西走廊入关中地区，此后又向东南推进到殷都。” 和阗玉是我国玉材的精英，“玉石之路”对我国玉器发展影响很大，弄清他的源头，意义深远。

　　４．影响系统地研究上述课题的困难因素
　　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古玉玉质其原料来源这一重大问题，涉及古玉器取样及已知产地玉料取样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前者尽管个别方法可以无损测试，但许多手段仍须一定重量的试样，按照日前考古界的严格规定，则难以满足有代表性取样数量及个样重量方面的要求。后者取样相对比较容易得多，困难是在如何发现玉料的新产地上。因此可以预想这一课题只能一方面设法，力能所及，自创条件，寻找机遇艰苦地做下去；另一方面敦促政府及有关部门出面，从法规上经济上支持这一重大的考古研究（包括有关学府和科研单位的科研立项）课题。资金来源由政府（如辽宁省等）出头、学府和科研单位立项（如考古所、北大、港大和台大等）以及企业资助等（如仪军电缆厂）等。

　　５．此项课题对玉器起源与发展的重要性
　　玉器起源于石器，玉起源于石，界定玉质是研究玉和石分化的前提和基础。玉的出现可以满足古人的精神需求。新石器时代的主体玉料是闪石玉（有人称其为“真玉”），可见古人识玉能力之强。史前先民获取玉料，主要是“就近取材”或“就地取材”，其中是否有商品交换乃至战争掠夺，值得思考。本土或邻近地域产出玉料，是玉器起源并能够持续发展下去的物质基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们对玉料质量的要求会逐渐提高，不会局限于“就近取材”了，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新疆和阗玉一旦进入内地，就会逐渐占为统治地位。遗憾的是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不够，许多问题不是我们这一代人都能一下解决得了的。为了发扬大中国玉文化，笔者坚信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定会成果累累。

参考文献

　　①王时麒：《岫岩软玉与红山文化》载《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以下简称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５２５－５３０页。
　　②孙守道：《红山玉祖神之衣冠、乘屩及玉产地寻索》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１７９－１８６页。
　　③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７－５２页。
　　④闻广：《古玉论》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９５页－５００页。
　　⑤黄怡祯、钱宪和等：《江苏史前出土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与工艺制作技术》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２８７－３０２页。
　　⑥谭立平、钱宪和等：《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某些物理与化学特征初步研究》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５０１－５１０页。
　　⑦孙维昌：《从福泉山发掘看良渚文化玉器》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３３９－３５６页。
　　⑧方建能、钱宪和等：《从凌家滩古玉之玉质、次生变化及工艺制作技术看凌家滩的玉器文化与科学技术》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２３１－２４４页。
　　⑨魏京武：《龙岗寺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玉质生产工具——兼论玉器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１２９－１３６页。
　　⑩闻广：《古玉新论》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９５－５００页。
　　周述蓉、钱宪和等：《从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及工艺制作技术看齐家文化的玉文化与科学技术》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０５－４２０页。
吴小红、赵朝洪等：《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玉料产地初步分析》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５５７－５６２页。
　　孔德安：《中国古代玉器起源初探》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１１－１６页。
　张宏明、李静：《浅论中国史前玉器的历史地位》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４７－５２页。
　栾秉璈：《古代绿松石释名、史前出土物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台北论文集，２００１年第５３１－５３６页。
　杨伯达：《古玉史论》紫禁城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０页。
　唐延龄等：《中国和阗玉》新疆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８３－８４页。